我试图通过这篇文章谈谈自己对客家源流研究的肤浅看法，用历史资料来推介和说明一个问题，客家人大迁徙是有其古老的历史背景和悠久的历史根源的，即客家大迁徙前闽粤地方早已与中原有着密切的交往关系，如果没有“前”的关系，就不可能有“后来”的客家大迁徙。

    中外学者研究客家源流，一般都把客家的迁徙历史上溯到秦汉以后，特别是东晋“五胡乱华”以后（见台湾邓迅之先生：《客家源流研究》），却很少说到东晋以前。但据笔者查证历史资料，早在秦汉时期，以至更追前至春秋前后，北方中原地方的民族已与闽粤地方民族发生关系，或者准确地说，早就对闽粤地方有清楚的认识，并已有南移或南征北徙的历史。

    古代中原汉族与闽粤发生关系的历史，从现在可查找到的文字资料记载，应追根到夏朝。据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说：“越王勾践，其先禹之苗裔，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，封于会稽，以奉守禹之祀。文身断发，披草莱而邑焉。”这一记载说明了两个问题：一是说明越王勾践是夏民族夏后帝少康的庶子。二是说明夏民族在夏朝之后已开始被驱逐到了南方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夏为商之前的大国，夏民族原是在山西西南部一带定居的，而商民族则定居于华北大平原的河北一带。很显然，商灭夏之后，进而把夏民族也驱赶到长江流域，乃至长江以南的今之闽粤之地来了。所以，据此，郭沫若先生在他的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中就曾对此断言：“夏民族是被殷人驱逐后逃来南方的。”我认为，这是可信的。

    但是，史实上商人何止驱赶夏民族到南方呢？商灭夏后亦曾想占领长江流域盛产铜锡金属的地方，并且多次进行了南征。据解放以后曾经发现和挖掘出的商代文物看，铜锡遗物不少，亦可证明他们（商人）当时与长江流域使用铜器的民族有很密切的关系。所以时至今日，在南方一些残破崎岖的古老村落里仍可发现金属矿床遗址。另据考古发现，长江中游今湖北地域内发现有一古老的“权城”，这个“权城”，又称“权国”，是商人建立的，至公元前６７５年为楚武王消灭（见《左传·庄公十八年》中《楚武王克权》一节）。我国的考古学家一致公认商朝曾南迁奠基于此，无可否认，这个“权城”，就是商人南征时的遗迹之一。

    据记载，公元前１１２２年前后，商渐衰，而由周所代替。这时商民族受周人驱迫而分成四部分：一是留居故都者，则徙至洛邑；二是向东徙至宋国；三是随箕子移居朝鲜；四是敢与周人抵抗的一部，则先将他们驱赶至象，然后又迁往江南。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有记载：“商人服象，为虐于东夷，周公遂以师逐之，至于江南。”

    周朝统一中原之后，因为南方的长江流域有荆蛮、淮夷、徐戎诸族的阻梗，周的势力与昔日的商一样，依然栖居在黄河两岸，不越长江，但因江南土地肥沃，气候温暖，无论南方民族怎样强大，他们向南发展的心，总是不肯罢休的，于是，后来便有“昭王南征”。可是南方民族实在太强了，结果，“昭王南征而不返”。昭王南征的失败，可以说是周朝开辟南方失败史上的一惨剧。到春秋时候，连周朝封在河南南部和湖北北部的几个诸侯，都先后给楚国灭掉了，从而使周朝中央政府开辟南方的企图一无所成。

    然而，这一时期，中原民族向南迁移的举动却一直没有停止过。据史书介绍。最初（尤其是春秋初年）向东的潮流为大，东移至山东的极多。当然也有南移的，包括从河南或山东一带向南迁移都有。由山东南下的，因山河阻隔，多走海道；从河南向南的，多走湖北达长江水运，然后沿洞庭湖向南迁徙。这方面的史料，费孝通先生早年编写的《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》一文及李济先生早年编写的《华民组成论》都有反映。不过，这一时期，南方的地理观念还不十分明确，当时南方先后出现的国家有蜀、北、楚、吴、越等，北、蜀在赤水流域，楚位于长江中下游，吴位于长江三角洲，越则临东南海滨，我们如果从现在的地理观念看，闽粤浙是古越国的主要组成部分。

    从上所述客家大迁徙前闽粤地方与中原的关系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北方中原汉族早已有南移的历史；中原汉族南移历史中就包含着客家的迁徙历史，客家人是中华民族、汉族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客家大迁徙历史就是中华民族、汉族迁徙历史的一部分。由此，我认为，研究客家的迁徙历史，必须与研究中华民族、汉族的迁徙历史，与各朝各代变迁历史结合起来，因为汉族南移和客家的迁徙是一致的，并且都与各朝代历史有关。汉族包括客家的南移历史，不只是东晋后的五次大迁徙，还应上溯和追根到秦汉之前。